定西县（今安定区）的防雹

      冰雹是定西主要⾃然灾害之⼀，来势猛，危害⼤，轻则伤稼减产，重则绝收。所谓“天打⽕烧当⽇穷”。
      旧社会，群众迷信“雷公电母”和“神妖作怪”，故农家多仰赖于封⼭祭坛，祈求默佑。降雹时，寺庙敲钟，农家鸣锣击器（破锅、犁铧），有的迎门甩出⾯⼑、擀杖，⾼呼“⾬过南⼭”，其次是寄希望于阴阳、师公“扎⼭”，喇嘛“豁⾬”，⾄今仍有少数地⽅因袭此种陋习，农民防雹的唯⼀积极措施，抢收抢运，故有“龙口夺⾷”的农谚。⼈⼯防雹，早已采⽤，清光绪年间曾⽤⼟炮轰击，以驱云消雹，民国时期继续沿⽤，但为数很少，效果亦不显著。
      雹⾬虽系偶发性⼩范围的⽓候现象，但危害程度极其严重，据旧志记载：“乾隆四⼗⼆年（1777年）六⽉⼗⼋⽇⾬雹，有如鸡蛋者”。“民国三⼗⼆年（1943年）六⽉初⼆⽇⾬雹，有重⼆⽄者”。又据定西⽓象局对灾害性天⽓的观测记录：1969年全县降雹29次，有16个公社的188个⼤队、708个⽣产队遭受雹灾，其中131个生产队绝收。受灾⾯积25.7万亩，占粮⾷播种⾯积的15.1%，减产1030万⽄。是年降雹次数之多，为定西历史所少有。

      全县降雹天⽓主要受西北及北⽅冷⽓流诱导影响。境内主要雹源则是由我县西北⽅向侵⼊。来⾃西北及北⽅的⽓流，⼀经榆中马衔⼭（海拔3760⽶，⾼寒阴湿），会宁铁⽊⼭和⿊池沟的抬升及⽔⽓输运作⽤进⽽加强，形成雹云，群众习惯称马衔⼭发⾬和⿊池沟发⾬为本县主要冰雹发源地。
      境内各乡均受雹灾威胁，不过有次数多少、雹⾬⼤⼩、成灾轻重之不同。⼤体可分为重雹区、轻雹区、少雹区三类。1968~1983年的16年中，定西县重雹区为⽩碌、御风、⽯峡湾、鲁家沟、葛家岔、景家泉、称钩驿、巉口、符家川、内官营、西寨、⾹泉、团结等13个乡，16年降雹，年年成灾；轻雹区为城关、新集、西巩驿、青岚⼭、李家堡、张湾、⾼峰、⿊⼭、东岳等9个乡，有11年降雹，平均1.5年成灾1次，少雹区为⽯泉、杏园、宁远等3个乡，有5年降雹，平均3.2年1次。
      从年季看，1950～1983年，出现639个雹⽇，每年平均18.8雹⽇；1978年多达27个雹日，降雹36次之多。1978～1984年17年，⽆⼀年幸免。降雹期⼀般始于4⽉，终于11⽉，5~7⽉为集中时段。降雹平均初⽇为5⽉28⽇；平均终⽇为8⽉17⽇。阴历“夏⾄”⾄“⽩露”节前后（农历五⽉⾄⼋⽉）降雹频率最⾼。⽇时⼀般在12时以后⾄下午4时左右。5～8⽉的强雹期，正值⾖类已快收获，⼩麦接近成熟，糜⾕拔节抽穗和洋芋开花结薯的重要时刻，故如遭受雹灾，则失去返青、复种的机会。

      据多年记载分析：歉收年景，雹灾⾯积⼀般不到10%，平收年景，雹灾⾯积⼀般约占粮⽥⾯积10%左右；平年偏丰和丰收年景，冰雹频繁，雹灾⾯积⼀般约占粮⽥⾯积15%左右，特⼤丰收年景也有占30%以上者。1984年为特⼤丰收年，雹灾⾯积⾼达69万亩，约占当年粮⽥播种⾯积的46.8%，受灾⾯积之⼤，为定西历史所罕见。
      从60年代开始，总结民间传统防雹经验，积极开展⼈⼯防雹，仍以⼟炮轰击云层，破坏空⽓对流，以驱云散雹。1970年6⽉，全县设防雹点232处，遍布18个公社；有专业防雹⼈员540余⼈；⼟炮432门，备有⼟炮弹8820余发，⽕药3900余⽄。城关镇开办炮弹⼚，⽣产防雹炮弹，制做了“⼦母炮”、“空炸炮”（⾼程300⽶）、“迫击炮”（⾼程800⽶）和“⼟⽕箭”（射程2000⽶）。⾄70年代中期，全县队队设点，各种⼟炮达千门以上。
      1973年5⽉7～9⽇，在内官营召开全县防雹会议，出席96⼈。兰州军区党委派523部队来县协助⾼炮防雹⼯作。定西⾼炮防雹遂始于此。配备“三七”⾼炮4门（射程6000⽶），以现代化⾼炮⽤于防雹，同时兼⽤⼟炮，⼟洋结合，⾼低结合。⾃此，全县⼈⼯防雹发展到新阶段。
      1979年后，⼟炮防雹逐渐被“三七”⾼炮统防所取代。当年，“三七”⾼炮增⾄11门，⾄1985年增⾄15门。并依据定西历年雹源规律，沿县西北边境在内官、符川、景泉、⽩碌、⽯峡湾、葛家岔、巉口、城关、团结、李家堡等乡设防雹点10处，每年防雹投弹3000余发左右（每发价值13元）。1973⾄1985年，每年财政拨款6～8万元，⽤于防雹。⾼炮防雹效果，据群众反映和防雹⼈员实地观察，炮击之后，冰雹云层有迅速和明显的变化，对减轻和消除局部性冰雹效果显著，很受农民欢迎。